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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三《圆周定律》:乐观的悲观主义
来源:《上海文学》 | 吴昊  2021年09月14日17:08

美国潘通公司作为世界范围内的色彩权威,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年度流行色彩,所有制造业都会将其奉为圭臬推出大量的产品。这里面当然有消费主义的导向作用,但是色彩对于人情绪、心理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如果细心去观察这几年的流行色趋势,不难探看出“灰度”元素成为了一个关键词,它造就了煊赫一时的莫兰迪——那种节制的消极味道的色调。

《圆周定律》给我的初步印象就是这样,由于作者本身就是个知识产权律师,这种代入感是很真切的,你甚至会在结尾想起“农夫与蛇”这样的经典主题。这是一部典型的谈论人性的小说,一个初涉人世的菜鸟律师不幸遭遇“民科”老油条的欺骗,本想着交心没想到被反咬一口的俗套设计。然而“农夫与蛇”的本质是对人性的彻底的不信任,《圆周定律》只是看着像而已,但作者却“满怀深情”。三三的文字便是这般,初看像韩非,近看才识得那是荀卿。

三三自言是一个有“好奇心”的人,我们不妨把小说中“我”与任天时的通信看做一种自我对答,执笔人是作者,信的彼端也是她自己。“我”在生活中很冷淡,对于同僚的日常调侃提不起兴趣,就连和男友之间的互动也谈不上亲密,然而在写给素未蒙面的被告任天时的信中,“我”的打开程度是空前的,可以谈谈令人不悦的北方气候,抑或向陌生人积极地介绍自己的履历,甚至对于“民科”狂热的执念也表示由衷的感佩。这种激烈的表达,在冷静克制的全文中显得尤其突兀。再看任天时的回信,那就是理想主义到了极致,那种极具表演人格的形象跃然纸上。这是一种戏谑的耦合,一面是自己也无法描述自己的新人律师,另一面是妻离子散不被理解的“民科”,他们居然在官司之外成了精神信友。

法律是一种尺度,是衡量文明社会中人类最低行为标注的底线。它自身的强制性或者他律性,实质上是在鞭策人类激发自我的自律性。所以说任天时对“我”的背叛,其实不正确,他并没有背弃自己的“理想”,他成功地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好奇的探寻,换来了一个忠实的粉丝,换来了和解的赔偿,改善了自己的窘境。我也不觉得小说中的“我”被辜负了,那是本雅明式的爬到沉船顶端试图发出的“求救信号”,这种试图将自己从孤绝中拯救出来的尝试虽然失败,但并不会止息。书信的一来一回及其最后的毁灭,我看到的是依赖他律的“我”最终看到“茫然、虚幻的面孔”,然后结成自律的“我”并未落泪。

这或许印证了三三在创作上的某种意图,像马尔克斯一般冷眼旁观,早已洞穿一切本质的道理与结局,展现一种极端而又节制的哀伤。在前面我也提到了,《圆周定律》给人的第一观感可能有些简单,设计感或许有些强烈,“民科”任天时最后的行为,或许早已经被“我”洞见,然而“我”还是会试图将局做下去,这让人会不由得质疑“我”的动机,与周遭众人的接触真的会如此艰难,为何一个陌生且有知识代差的“民科”反而可以卸下防备。三三所需要加强的合理性,其实是需要把握自身对于社会体认的自信,或许再加上一点点的不自信和不彻底,这个故事会显得更加圆融。

对生活的深情并不需要那种高亢的调子,也不尽是罪与罚的变奏。宣泄的途径不同,色彩也可以加上灰度。三三“悲观”的自我表述更接近于海底的休眠火山,虽然最终会被海水覆盖,然后遮掩不住对于生活的热诚,与对他人的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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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溯的视角,这样的视角游走于限知与全知之间,作者对事件产生的作用更有把握,从而可以在有限的篇幅之内,构造出更丰富的外在与内在世界。但三三在这篇小说中几乎放弃了这种便利,第一节,整个故事便合盘托出:“我”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,代理了一起专利侵权的案子,对方当事人“号称发明了六条圆周定律,结论是反牛顿力学定律的”。另外,“我”有个交往了五年的男朋友,大约七个月之后,就会分手。而之后的章节,无论是那起专利侵权的案子,还是“我”与男友的分手、重逢,又或者是“我”从律师事务所辞职,一切都按照预设的轨道推进,事件本身对人物的作用很小,更多时候,是凭借环绕事件的既成的关系来展示“我”的内心。

首先是,“我”与任天时的关系。从头到尾,任天时都未现身,他的形象主要是靠“我”与他的邮件往来、他的博文、网上搜到的一张照片拼凑而成,虽有些模糊,但我们依然能将他同新闻中时常出现的民间科学家对应起来,他们强大的自我在现实中无处安放,便寄托于定律或者真理的对立面,由此获得睥睨众生的快感,而小说中的“我”则始终在努力纠正这种刻板印象,在第六节和第十节写给任天时的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,这使得“我”与任天时之间构建起了一种莫名的亲近关系。

小说中的另外两层关系是,“我”与男友以及“我”与同事的关系。读到第一节,本以为“我”与男友的关系会是小说的主线之一,但后来的章节中,男友只出现了两次,一次是在第七节,男友疲惫地向“我”抱怨,“每天这么忙,一点意义都没有”。另一次便是临近结尾处,我们分手后重逢,男友“已掌握挥霍的技艺,注重享受过程”,尽管人物有变化,但整体而言,男友的面目是失焦的,兴许是技巧的问题,兴许是作者主动的取舍,有意无意带来的效果是,“我”与男友天然的疏离感。在同事中,着墨较多的是戴娟,“我”与戴娟的关系,也是我与诸多同事关系的典型。小说的第四节,“我”与陈律师、案源人、B公司的法务一同前往北京,晚饭时,戴娟发来消息说,她跟男友大吵了一架,她提了分手,把对方拉进了黑名单,然后便语无伦次地数落起对方的种种不是。“我”的反应是,“不太擅长应对歇斯底里的情绪”,“只好简短回复几句”,最后“尝试在聊天框里输入一些字,又删去”,“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”。回到酒店后,“我”回想起了中学时的往事,并由此生发出一段关于“孤独”的感触。两人表面的关系应是亲近的,否则戴娟不会向“我”倾诉这些,但细究起来,又有一道分明的隔阂,到小说的第七节,男友直接了当说了出来,“戴娟,你们人事吗?你不是不喜欢她嘛。”“我”回答说:“也不至于,我没什么不喜欢的人。”又说:“我只是害怕太热情的人,一旦他们亲近你,就要求你的回馈。你稍微冷淡一些,他们会以为你背叛了友谊。我从小怕这种人,相处起来很累。”这隔阂似乎也是天然的。

本应亲近的关系呈现出来透着天然的疏远,本应疏远的关系中却又有种莫名的亲近。前种关系或许可以肤浅地归因于,“我”始终在寻求纯粹的友谊和爱情而不得。后种关系则需要进一步追问,“我”亲近的到底是真实的任天时,还是想像揣度出的任天时,又或者是“圆周定律”背后的象征?至少,“我”在努力纠正读者对任天时的刻板印象时,伴随的些微怀疑与失落,已经否定了第一个答案。

而这种表面上倒错的亲疏如何会形成,似乎还与“我”对命运的观察有关。小说中很多地方,作者试图抛开寻常的规律,往情境中沉潜,以凝视更深层的“真实”。在那里,时间、事物都得到新的构建。小说结尾处提到“假道伐虢”,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,中学时大家都读过,但作者偏要往里找一些被日常埋没的东西。同时,作者还讲出重要的一点,当我们什么都明白的时候,就没法去评判,只能忍受自己的领悟。与其将其视作一条成长背后的认知逻辑,不如说是一种供选择的立场。哪怕存在某种“圆周定律”,消解万物的意义,也想走得更远一些。